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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研究

谢家琛等

摘 要:随着公益慈善事业向民间力量主导转型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公益慈善组织在慈善筹资、慈善资助、业务运作等方面创造了一些新模式。这些新模式提供了人人做公益的条件,拓展了慈善事业的资源,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增强了公益组织的能力。然而,公益慈善组织运作新模式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着运作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未厘清等问题。公益慈善组织管理部门应一方面支持公益组织在运用新模式方面大胆探索,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监管。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提升自身能力,推动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公益慈善组织;运作新模式;成效与挑战

 

一、 引言

(一) 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重新起步到目前蓬勃发展的发展过程。各类公益组织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截止2014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达60多万个。社会捐赠总量大幅攀升,从2005年前每年捐赠总额在几十亿元左右到2008年突破1000亿元。2014年全国接受社会捐赠总额达到1042.26亿元,开创了没有大灾情况下常态化捐赠的新纪录。公民慈善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志愿服务广泛开展。2014年,全国约有1.091亿名志愿者,捐赠志愿服务时间14.8亿小时。公益慈善事业在扶危济困、提供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公益慈善事业日益重要的作用相适应,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行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在慈善筹资方面,出现了网络募捐、公益众筹、社交圈筹款等模式;在慈善资助方面,出现了公益招投标、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等模式;在业务运作方面,出现了企业化运作、公私伙伴合作(PPP)等模式。这些运行模式与公益慈善组织传统的运行模式相比有着鲜明的创新。

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重新起步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公益慈善组织大多由政府部门设立,并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和参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运作。这一时期,在慈善筹资方面,公益慈善组织采用的主要模式是行政摊派、关系筹款、活动募捐等;在慈善资助方面,当时的基金会都是运作型的基金会,筹到的资金用于自己运作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对草根类服务型公益慈善组织进行资助;在业务运作方面,公益慈善组织采用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型,社会治方式呼唤创新。原先行政化的公益慈善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抗震救灾活动,空前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慈善热情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公民意识。地震发生后半年内,个人捐赠约达314亿元,超过企业捐赠的304亿元。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公益慈善事业是公众自愿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民间力量,能够提供市场和政府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要让慈善事业回归民间,使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进行运作,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由此,公益慈善事业开始了由行政力量主导向民间力量主导的体制转型,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行也出现了与体制变化相适应的新模式。

本课题研究和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在开展筹资、资助和业务活动中主要运用了哪些新模式?这些新模式为什么会产生、取得了哪些成效?这些新模式存在哪些主要问题?面对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公益慈善组织管理机关应采取哪些对策和措施?

由于近年来公益慈善运行的新模式很多本课题的研究将集中在慈善筹资资助和业务运作方面出现的若干主要模式

(二) 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调研、实证调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

1、文献调研。本课题调研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创刊以来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报告》、《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中国基金会独立发展报告》、《中国公益发展报告》、《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等蓝绿皮书;国内外相关的著作、论文、调研报告以及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民政部及相关民政厅(局)网站公布的有关文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有关公益慈善组织网站公布的资料。

2、实证调查。本课题主要以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为样本进行调查,通过这些基金会官网和其他途径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项目介绍、经验材料等收集数据。同时,对一些在运作模式创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公益慈善组织专门进行调研。

3、问卷调查。向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厦、黑龙江、云南、广州、深圳、郑州、成都等16个省市民政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发问卷调查,了解受访者对新模式的看法、对新模式带来的益处和风险的看法、对新模式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政府部门对新模式应该采取哪些扶持和监管手段的看法。

4、深度访谈。与相关公益慈善组织负责人、行业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如访谈了善淘网总监余诗瑶、上海深德公益-育公益创投项目经理楼望、上海创思实验室运营总监张冬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小斌、英国知名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专家Michael Norton,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徐本亮、百特教育中心主任王胜等。

(三) 概念界定

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概念是本报告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关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和行业内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公益事业与慈善事业是有区别的。关于公益事业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的规定,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这个公益事业概念将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运作的公益事业与民间非营利组织运作的慈善事业都包括在了公益事业之内。

关于慈善事业的概念,目前主流看法认为,慈善事业是民间开展的、以志愿捐助为基础的帮助困难群体和促进教科文卫体环保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事业。慈善事业不包括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从事的事业。然而,在实际的公益慈善活动中,公益事业这个词经常被作为慈善事业的概念来使用,如有些民间基金会的名称就叫某某公益事业基金会。为了方便进行研究,在本报告中,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这两个词被界定为表达慈善事业概念的可以互换使用的词,而与此相关的公益慈善组织的概念特指从事帮助困难群体和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民间性、志愿性的组织,如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不包括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二、 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基本情况

(一)慈善筹资新模式

筹资是为了实现公益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公益组织)的使命和目标,也是为了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筹资过程就是公益组织对自己的使命、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的过程。随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体制转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益组织的筹资模式出现了若干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新形式。

表1  传统筹资模式与新筹资模式对比

传统筹资模式

新筹资模式

“一日捐”、街头募捐

网络募捐

关系筹款

公益众筹

活动募捐

社交圈筹款

1、网络募捐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与公益慈善之间碰撞后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公益慈善募捐的生态和景观,网络募捐成了任何致力于社会化筹资的公益组织必须采用的形式。 所谓网络募捐指的是在劝募方式、捐赠实现以及信息反馈的环节以网络为核心媒介的募捐行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网络募捐主要有机构网站募捐、门户网站募捐、社交网站募捐和移动网络募捐等形式。

机构网站募捐指的是公益组织通过建立自己的机构网站、在网站上介绍各类筹资项目开展募捐。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06年即开通了网上捐款平台。

据对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调查发现,目前有82家基金会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占总数的90%。

   在82家建立了机构网站的基金会中,有32家基金会的网站提供了网银、支付宝等在线捐赠方式,或51Give、腾讯乐捐等第三方平台捐赠通道,占有官网的基金会总数的39%;有27家基金会公开了银行账户、邮局汇款地址、现场或线下协议捐赠等传统的捐赠方式,占总数的33%

门户网站募捐指的是公益组织与门户网站合作开展募捐。2005年即有两家公益机构开始尝试在淘宝网(www.taobao.com)开设“公益网店”。20065月,中国红十字会和淘宝网发起“魔豆宝宝爱心工程”项目,帮助自强自立的困难母亲在淘宝网开店创业。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近3500万网友参与捐助,募得超过49万元善款,帮助18位母亲在网上创业。2008年被视作是中国网络募捐的“突破”之年。当年5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天18时,淘宝网开通了网络捐款快速通道,仅一周左右的时间(51218时至51912时)就成功募集善款1738万元。此后,腾讯网络捐赠平台、新浪微公益、支付宝E公益平台等一批线上网络募捐平台先后上线,网络募捐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3910日,中国门户网站网络捐助平台筹资超过5.2亿元。阿里巴巴平台、腾讯网络捐赠平台、新浪微公益平台以及支付宝E公益平台的筹资总额均超过1亿元,成为中国网络捐赠的主要通道。

目前,不少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都把与门户网站合作开展募捐作为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们或与门户网站合作联合开展公益项目募捐,或利用网络的第三方支付手段,开通网上捐款平台,为自有项目筹款。据课题组对新浪微公益平台的“品牌捐”的调查,自该平台20139月上线至2015915日,共有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发起了64个品牌捐项目,筹得款项约1815万元。其中扶贫基金会的项目数量最多,为11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募款额最高,为969万元。

另外,有15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淘宝/天猫商城开了自己的公益网店,其中8家参加了淘宝公益宝贝计划。根据阿里巴巴网络捐赠数据,共有110万淘宝商家为近8000万件商品设置了公益宝贝。2014年,公益宝贝发生11亿笔捐赠量,是2013年的4倍;全年捐赠额超过7200万元,是2013年的近3倍。

表2   开设淘宝公益网店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序号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名称

是否加入淘宝公益宝贝

1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2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4

中国扶贫基金会

5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6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7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8

中国绿化基金会

9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0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11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12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3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14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15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社交网站募捐是网络募捐的又一种形式。目前影响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有新浪微博、腾讯QQ、微信等。2010年被称为是“中国微博元年”。作为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微博为公益慈善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记者邓飞通过微博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迅速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几个月时间便筹集资金2000多万元。微信是当下人们爱不释手的社交平台。20139月,微信开通了捐款渠道,为公益组织募捐提供了新的渠道。由于微信是一款相对私人的社交网络平台,因此不同于微博的广撒网,微信是直接对你感兴趣的捐款人进行面对面交流,它具有针对性强、花费少、效果好的特点。

在调查的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有46家开通了微博,其中25家较为活跃,持续更新;有46家基金会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有17家在公众号里给出了直接的捐赠通道。

 

移动网络募捐。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迅速发展。人们可以利用移动支付,随时随地进行购买支付、银行转账、缴付费用等。20139月壹基金与支付宝联手推出“钱包里的公益”项目,捐赠人通过手机支付宝钱包内置的“壹基金月捐”应用即可完成捐赠,真正实现随时、随地、随心捐赠。2013年芦山地震的灾后募捐中,近3成用户是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在第一时间为地震灾区捐赠了善款

腾讯公益目前共有超过6500个乐捐项目,14个月捐项目。由于与微信结合,并具有移动支付功能,腾讯乐捐募款额迅速增长,成为最重要的移动募捐平台。在对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调查中发现,截止2015年9月15日,有15家基金会发起了各类乐捐项目,募款总额接近2亿元。

 

2015年2月,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新年送有爱红包”募捐活动。97日,腾讯公益基金会又联合上百家公益组织、数十家知名企业,发起中国第一个互联网“99公益日”活动。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等渠道,发动全国热爱公益的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声音捐赠等行为,以轻松、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为数千个公益项目进行小额捐赠。自9月7日0时至9月9日24时,通过腾讯公益平台,“99公益日”募集善款1.279亿元,共有205万人次参与捐款。捐赠总额、参与人数均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记录,显示了“指尖上的公益”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作为发起者和连接器,腾讯基金会在“99公益日”期间对数千个公益项目进行配捐,三天总计配捐金额达到9999万。

除了腾讯公益,公益组织也在阿里巴巴支付宝公益平台上开展募捐活动。据调查,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目前在支付宝公益平台的筹款额为7236万元。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因拥有募款大户免费午餐项目而遥遥领先。

2、公益众筹

众筹的概念来源于众包和微型金融。世界上第一个众筹平台是2001年上线运营的美国的ArtistShare。此后,SellabandIndiegogoKickstarter等一系列众筹网站分别在美国上线。目前最大的众筹网站是美国的Kickstarter2013年,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万人在该平台上筹集了4.8亿美元的资金,成功资助19911个项目。

20117月,国内首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上线。此后,追梦网、天使汇、众筹网、淘宝众筹、京东众筹等纷纷上线。目前,众筹的主要形式包括债权众筹、股权众筹、回报众筹(奖励众筹)以及捐赠众筹。债权众筹、股权众筹等项目,吸引出资者的原因在于获得资金回报,回报众筹和捐赠众筹项目,吸引出资者的原因在于对该项目理念的认同。

所谓公益众筹,即公益机构或个人在回报众筹平台发起的公益筹款项目,出资者对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公益众筹的特征是:项目发起人要设置筹资目标金额、时间限制及给予支持者回报,回报方式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服务等非实物。筹资项目必须在发起人预设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目标金额才算成功。未达到目标的项目,支持款项将全额退回给所有支持者;达成目标的项目,支持人将得到发起人预先承诺的回报。由于公益众筹有回报这个特点,故不等同于面向公众的募捐。众筹平台上的捐赠众筹因与网络募捐较为类似,故不归入公益众筹的范围,而应归入网络捐赠的范围。

据瑞森德筹款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公益众筹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众筹成功的公益项目共有299个,筹资达1272万元左右,其中,淘宝众筹与众筹网的筹资额分别占到了40%39%。由于淘宝众筹与众筹网在开展公益众筹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位,下面以这两个网站作为案例来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公益众筹市场的基本情况。

1 淘宝众筹

淘宝众筹属于综合类众筹网站。截至20158月,众筹项目发起人通过淘宝众筹网站累计筹款金额已经超过5.3亿元,单项最高支持人数超过34.8万,单项筹款金额最高达到2114万元

目前,淘宝众筹平台上的公益众筹类项目共有132个,其中,“很多人的面包坊”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项目由爱德基金会发起,旨在通过众筹的方式筹集8万元资金建立“很多人的面包坊”,为喜憨儿(即智障人士)提供糕点制作与烘焙方面的技能培训与工作机会,帮助喜憨儿融入社会,自强自立。该项目于2014年底在淘宝众筹平台上线,发起人设置了50元至5000元不等的资助额度,并承诺提供包括各式糕点、优惠卡、烘焙体验课、个人产品定制服务等实物及非实物回报。此外,爱德基金会还承诺众筹成功后,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选址、装修并正式开业。该项目自上线后得到网友的热烈响应,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就成功募集超过12.5万元,顺利完成预定众筹目标20155月,面包坊正式开业。

2 众筹网

众筹网(www.zhongchou.com)成立于20132月,是网信金融集团旗下的众筹模式网站,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众筹平台。据《2014中国公益众筹研究报告》透露,在公益众筹项目中,发起人是公益组织的占60%,发起人是个人的占40%;公益众筹项目中,40%的项目为帮助弱势儿童和老兵的爱心帮扶项目。

该网公益众筹项目以倡导快乐公益为主旋律,让更多人享受公益捐助的乐趣20145月,媒体人邓飞发起的“孩子与自然”自媒体项目是实践这一理念的典范。作为父亲的邓飞工作忙碌,很少有时间陪伴女儿,他希望给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女儿“讲讲乡村的故事,看看最美的图片”,却发现没有一个平台在做这样的内容。于是,邓飞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筹集资金来搭建这样一个媒体平台,通过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的形式,展示中国乡村的爱与美,并让更多城里的父母和孩子关注和服务乡村孩子。对于出资人,邓飞承诺将根据出资金额提供包括自媒体会员资格、参加公益讲座、实地探访公益项目地等在内的非实物回报。在项目上线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孩子与自然”自媒体项目就顺利实现了30万元的众筹目标。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

   为了了解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开展公益众筹的情况,课题组在公益众筹平台中选取了淘宝众筹、众筹网、追梦网和京东众筹这四家众筹平台进行分析,发现目前有10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这些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众筹项目。

表3  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公益众筹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序号

基金会名称

发起项目的众筹平台

1

中国扶贫基金会

淘宝众筹

2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淘宝众筹、众筹网、京东众筹

3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淘宝众筹、京东众筹

4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淘宝众筹、众筹网

5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众筹网

6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淘宝众筹、众筹网

7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淘宝众筹

8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京东众筹

9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淘宝众筹

10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京东众筹

3、社交圈筹款(P2P

社交圈筹款(Peer to Peer Fundraising, 简称P2P)又称为点对点筹款,是国际上风行的一种新型募捐方式。社交圈筹款通常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动员活动的参与者发动自己社交圈里的亲友同事及粉丝为公益项目筹款。与传统的写信筹款、关系筹款相比,社交圈筹款效率较高,通过开发公益组织支持者的熟人圈(亲友、同事、粉丝)能迅速扩大捐赠人关系网络,与那些潜在的公益项目捐赠人建立关系。同时,通过参与者在社交圈的宣传,一方面可以获得参与者的关联人(亲友、同事、粉丝)的捐款;一方面又能为公益组织做营销,提升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社交圈筹款模式引入到我国,并快速流行起来,其主要形式有运动筹款和体验式筹款两种。

1)运动筹款

运动筹款以运动类项目为载体(如跑步、长距离徒步、骑行等),以参与者的熟人网络为劝募对象,由参与者向亲朋好友、同事领导进行劝募。我国境内的运动筹款始于2011年。当时,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受50公里毅行活动和国外P2P筹资形式的启发,把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50公里徒步行走和P2P筹资相结合,推出了“一个鸡蛋的暴走”慈善筹资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要求参与者组成4-6人一队,在12小时之内徒步走完50公里,并且利用身边的“熟人网络”募捐,如在微博、微信上发布:我去挑战50公里,你是否愿意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捐点善款?活动募集的善款用于让贫困地区的学生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和教育发展、社会融合等慈善项目。第一次正式的“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于20111022日在上海崇明岛举行,有122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4-6人,共有队员逾千人,筹款笔数2071笔,人均筹款562元,筹款总额67.5万余元。截止2014年底,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已举办四届,累积参与活动过万人,捐赠人过4万,筹集善款1362万元。其中2014年参加暴走的队伍有528支,队员人数3095人,筹款笔数20411笔,人均筹款2013元,筹款总额623万。

同年,深圳壹基金与深圳市政府部门、深圳市慈善会联合举行了“为爱奔跑·壹基金2011深圳(盐田)山地马拉松赛”,活动吸引了6986名参赛者,共筹得的善款超过230万元。此后,许多公益组织开始尝试举办运动募捐。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一年,中国内地运动募捐活动就超过了50场,其中,规模达到千人以上的有20场,筹款达百万元以上的活动有10场。据本课题组对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调查,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开展的有影响的徒步筹款活动大约有9个。

表4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运动筹款项目

发起方

徒步筹款活动名称

善筹去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

善行者

为贫困地区孩子捐赠爱心厨房、爱心美术包、生活包

中国扶贫基金会、《奔跑吧,兄弟》、微博联合发起

“奔跑2015”公益健行计划

为贫困学校建设“阳光跑道”等体育设施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挑战8小时

用于“希望工程1+1”助学,捐建“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园地”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歌路营

为爱走一夜

支持在乡村寄宿制学校开展“新一千零一夜”公益项目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力联合劝募基金、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

微笑梅里——罕见的行走2015

支持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训练活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电视剧《锦衣夜行》出品集团

为爱夜行,关爱留守儿童

捐助“童爱计划”,为贫困孩子送去童爱美术包和洗漱包

中国绿化基金会

北马公益跑

用于“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生态扶贫项目,在宁夏固原种植枸杞,改善环境和经济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中国狮子联会

因爱行走,助力臀肌挛缩患者

2位贫困臀肌挛缩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瑞尔杯慈善高尔夫大赛

为孤残儿童提供口腔保健服务

在上述运动筹款活动中,“善行者”、“挑战8小时”和“为爱走一夜”活动为机构贡献了高额的善款、稳定的捐赠人和品牌价值。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者”活动筹款额目前已经超过487万元,捐赠人次达到30844

运动筹资产生于人们对运动的热爱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运用运动这一刺激、时尚、挑战自我的方式可以吸引公众参加慈善筹资活动,而当运动与P2P模式中的公益元素和网络社交相结合后,活动就火爆起来。随着汹涌而来的运动健身的潮流和公众慈善热情的提升,运动筹款这一活动今后会在我国广泛发展。

2)体验式筹款

体验式筹款是指组织参与者参加体验受助者困境的活动,让参与者动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关系来为受助者募款,并倡导社会对这一类群体进行关注和关爱。境外比较知名的体验式筹款活动有“饥谨三十”,这是由世界宣明会组织的公益筹款活动,参与者需要连续禁食30小时,筹款帮助世界各地受到天灾人祸和疾病威胁的人。

我国内地首个完整的体验式筹款活动是大爱清尘基金于20111112日在北京发起的“爱·自由呼吸”徒步体验筹款活动。参与者通过亲身体验“呼吸困难”,体会尘肺病人的痛苦,并号召亲朋好友为尘肺病人捐款。2012年,北京

新阳光基金会发起“闪光侠”慈善筹款活动,参与者通过剃光头支持因化疗脱发的癌症患者,当年参与人数为270人,筹款36万元。

2014年8月,“冰桶挑战”体验式筹款活动引入中国。这项活动发源于新西兰,流行于美国,其游戏规则是,参加者需要将一桶冰水倒在自己头上,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视频上传至社交网络。参加者完成挑战的同时,可以最多点名三人要求其效仿此行为,被点名者须于24小时内,选择接受挑战,否则要向慈善组织捐款100美元。8月18日,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接受DST首席执行官尤里·米尔纳的冰桶挑战,向美国ASL协会捐款100美元,同时向中国“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捐赠了1万元。新浪微博获悉雷军接受挑战后,联合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发起了“助力罕见病,一起冻起来”活动,至此冰桶挑战在中国迅速风靡。国内的冰桶挑战活动在规则上与国外有所不同,主要是被点名者在接受挑战的同时,也会捐款。冰桶挑战一上微博即被引爆,话题阅读量达到47亿,讨论量达409.4万,相关博文88万条。截止2014年8月30日,共有4万人向冰桶挑战专项捐款,筹款总额达814万多元,其中普通网友捐赠约660万元,占总额的81%。冰桶挑战活动成功地激发了公众对罕见病的关注,调动了全社会的公益激情,成为2014年标志性的公益事件。

在“冰桶挑战”活动获得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体验式筹款活动在国内迅速发展。根据调查,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发起的知名活动有:中华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发起的“30秒不呼吸”、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饥饿体验”、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饥饿24小时”等。此外,肺动脉高压患者公益组织爱稀客发起过“蓝唇挑战”活动。

体验式筹款在国内的走红表明要激发更多公众参与公益需要改变单一的悲情慈善的表现形态,采用“体验公益”和“娱乐公益”的新模式。只有迎合时代的兴趣点和兴奋点,让参与者体验活动的新颖和乐趣,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激发大众投身公益,参与公益。

(二)慈善资助新模式

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重新起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慈善资助主要是由企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的,当时成立的基金会都是运作型基金会,承担着协助政府开展扶贫帮困等功能。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行业内部分工逐渐明晰。在公益慈善产业链中,基金会的主要功能被认为应由慈善项目的实施者转为慈善资源的提供者,而各类专业的民间公益组织则是公益服务的终端。近几年来,部分大型公募基金会纷纷宣布,将从运作性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05年就提出向资助型和国际化基金会发展转型,并已取得显著的成绩。基金会向资助型组织转型,必然会遇到如何进行资助,如何将慈善资金用的更好、更有效益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践中,涌现了公益招投标、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慈善资助新模式。

1、公益招投标

公益招投标指出资方将公益服务项目通过招投标平台向社会发布,各类组织

自行投标,投标项目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决定中标项目。国内最早开展公益招投标的基金会是中国扶贫基金会。200512月,受国务院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了财政扶贫资金的招投标工作。

20086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首次尝试利用社会捐赠资金开展公益项目公开招标。“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受社会捐款11.4亿元,接受捐物折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为了更加有效透明地使用救灾资源,支持更多公益组织持续开展救灾工作并发挥更大作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中国红基会决定首批安排2000万元捐款,面向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同时,成立“5.12灾后重建招标项目评审委员会”对投标申请的项目进行评审。此次公开招标历时近半年,共有国内7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参与竞标,最终有15个公益组织申报的16个项目中标。20098月,中国红基会会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中国慈善导航专项基金”,通过中央电视台公益行动电视节目,面向全国公益组织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

在公益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基会等基金会不断细化、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形成“公开项目评审、组织参与式培训、持续跟进项目进展以及及时总结项目经验”的管理模式,探索以公益项目为支点撬动民间公益组织管理能力提升。

公益招投标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2008年底,在民政部与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社会组织论坛上,中国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被评为“2008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获评理由是“这种评委独立、规章完备、程序公正、资助透明的项目公开招投标开创了社会组织横向合作的新模式,是基金会对于捐款使用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公益性社会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有益探索”。

2008年以后,公益招投标已成为基金会开展慈善资助活动的常用形式。

2、公益创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慈善资助模式面临资金使用效率低、运作不透明、难以问责、对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帮助甚微等批评。1997年,莱茨(Christine W. Letts)与同事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道德资本:基金会可以从风险投资那里学到什么》一文,第一次阐述了运用风险投资的理念改造传统的基金会资助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益创投首先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步被其他国家引入。

“公益创投”指的是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公益领域中的一种新的公益资助模式。资助方在对受资助组织的能力进行评估后,向其提供长期性的包括财政、管理、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参与到组织的运行中,并制定退出战略。公益创投的目标在于通过风险管理、多方位协助、绩效评估等手段的应用,加强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的效率。公益创投与传统的慈善资助相比,具有六个特征:(1)高度参与,即资助方不仅投入资金,还参与受助组织的管理;(2)阶段性投资,即不同于传统的一次性资助,而是分阶段投入资金和非资金支持;(3)视资助为投资,重视风险评估与效益;(4)退出机制,当投资已达到既定目标或可能失去效益,便停止资源投入;(5)重视组织能力建设,重心放在协助公益组织建立商业运行模式;(6)效益评估,评估既定目标达成情况。 从公益创投的特征可以看出,公益创投的关注点是通过提高受资助组织的能力来提升其实施的项目绩效和该组织的绩效,从而实现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

2006年前后,我国相关企业和公益组织开始尝试公益创投活动。200611月,麦肯锡咨询公司联合7家知名企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创建了“公益事业伙伴基金”(Non-Profit Partners NPP),这是一个定位于公益创投的新型公益基金。它并不直接执行公益项目,而是为其他公益组织提供资金和专业咨询培训,以实现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和长效发展。 青海吉美坚赞福利学校是“公益事业伙伴基金”资助的一个典型案例。吉美坚赞福利学校是一家为贫困的适龄、超龄牧民子女及年轻僧人提供“4年小学+2年初中”的免费教育的民办学校。“公益事业伙伴基金”帮助学校组建了理事会,在教学模式、教材开发、创新收入模式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支持,使其成为一所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

2007年,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简称恩派)率先在上海浦东、后来又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公益组织孵化器”,以企业和基金会为投资主体,将发展潜力大、创新性强、社会效益高的公益社会组织引入孵化基地,提供一整套包括资金支持、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在内的支持性服务,投资期为25年,辅助这些初创的公益组织逐渐成长。截至2014年,恩派已成功孵化了约200家优秀社会组织,业务涵盖扶贫、教育、青少年发展、助残、社区服务等诸多领域。其中,“多背一公斤”、“手牵手”、“青翼”、“瓷娃娃”、“新途”、“雷励”等公益机构均已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此外,爱德基金会创办的“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深圳郑卫宁公益基金会开展的“残友社会企业孵化”项目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机构伙伴景行计划”等都是国内公益创投的典型案例。其中,“机构伙伴景行计划”为有潜力产生大规模、系统性社会影响的公益机构提供长期资金和智力资助,协助它们更快的突破能力瓶颈,实现社会影响力提升,促进行业共同发展。

在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的调查中,发现目前有5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7个项目采用了典型的公益创投模式。

表5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运作的公益创投项目

机构名称

资助机构/项目名称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

北京济慈之家

中国扶贫基金会

“公益同行”项目

“ME公益创新”项目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北京蒲公英中学

中国绿化基金会

小渊(专项)基金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童缘”资助项目

公益创投机制的出现,是慈善资助形式的重要创新,它使资助方不仅仅关心公益项目的成效,还注重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和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资助方不仅投入资金,还投入管理经验、技术支持、社会资本等资源,使得资助产生促进公益组织的培育和成长的倍增效能,并由此产生长期的社会效应。公益创投还有助于促使公益组织分工专业化,推动资助型公益组织专注于提升募款和资助能力,运作型公益组织专注于提升项目实施能力和自身造血机能,从而形成公益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格局。

3、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指的是旨在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并伴随一定财务回报的投资方法。影响力投资可以投资于企业、社会机构或基金,并同时发生在发展中市场与发达市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于1997年提出。近年来,这种追求双重(经济与社会)甚至多重(经济、社会与环境)价值的投资在西方蔚然成风,成为各界力量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慈善捐助不同,慈善捐助作为一种捐赠行为,只关注捐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不追求任何形式的财务回报。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主动将资本配置给那些能生产对社会或者环境有益的产品、服务或者附带收益——比如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并且期待同时获得资金回报,资金回报可高可低,既可是高度特惠的,也可是超过市场水平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公益创投也不一样。公益创投追求的是受助组织的能力提升和项目的持续影响力,在财务回报方面没有要求。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出资者包括非公募基金会、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及其他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等,其投资对象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基金。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形式上有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等。股权投资是指出资者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或以货币资金、无形资产和其他实物资产直接投资于其他单位,最终实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在内的综合价值回报,其中经济利益回报通过分得利润或股利等方式获取。如香港的社会投资公司浩盈投资曾对北京一家旨在帮助读写困难儿童学习的社会企业乐朗乐读进行了1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预期年收益率达10%到20%。

债权投资即为取得债权所作的投资。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债权投资案例莫过于小额信贷。1976年,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在走访乔布拉村考察农村经济的过程中第一次向42位赤贫的农民提供了27美元的贷款以支付他们生产竹凳投入的成本。此后,尤努斯逐步创立了致力于为低收入农民提供小额信贷的格莱珉银行。在建立的三十年时间里,格莱珉银行为孟加拉超过8万个村庄的800余万穷人(其中97%以上是妇女)提供了贷款(数据截止到2013年),其中,仅2013年的盈利就超过了1700万美元。格莱珉银行及其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被视作是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最成功的品牌”,它证明了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可以实现“缓解贫穷状况”的社会目标,而且可以为股东和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

近年来,社会影响力投资被介绍到中国并逐渐为公益慈善领域所重视。较早在中国大陆尝试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国内较早开展影响力投资的基金会。200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接管了中国秦巴山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小额信贷分项目,组建了小额信贷部,开始在中国贫困县实施小额信贷项目。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小额信贷部转制成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小额信贷项目的目标是:为真正的穷人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穷人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项目操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的目标群体是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穷人(尤其是妇女)。截至2014年年底,中和农信已累计放款93万笔、84亿元,覆盖16个省、141个贫困县,有效客户数23万户,贷款余额18亿元。项目99%的客户是农民,93%为妇女,绝大多数客户近五年来没有在金融机构有过贷款记录。该项目深受农村贫困人群的欢迎,被誉为“中国的穷人银行”。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运营初始,该基金会就提出了“参与式资助”模式,开展对于种子期与初创期的公益组织进行“新公益创投”。201311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气候组织、绿色创新实验室在深圳设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资金(Social Impact Fund),这是国内首支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基金首轮计划募资额为5亿元。作为带有金融属性的社会投资平台,该基金从战略性公益的视角,发现有长远社会价值的投资机会,通过商业运作实现投资与经济、社会、环境相统一,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与市场商业价值的双赢。该基金初期的投资方向将首先考虑那些对国内社会发展需求最迫切、挑战最严峻的领域,如环境、食品安全、健康与老龄化以及文教创意产业等。 

   在对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0家基金会实施了11个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均属于小额信贷投资。

表6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影响力投资项目

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类别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创星计划

残疾人小额信贷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和农信

农业小额信贷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博爱家园”计划

乡村综合项目中的小额信贷

中国绿化基金会

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动

乡村综合项目中的小额信贷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新农村建设项目

乡村综合项目中的小额信贷

爱心火炬基金

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幸福工程

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受艾滋病影响贫困妇女社区关怀救助项目

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创业循环金

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

中国西部人才发展基金会

东乡锦绣工程

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青年创业项目

青少年创业小额信贷

表6列举的小额信贷项目中,困难妇女/母亲小额信贷和青年创业小额信贷项目,都是为了资助某一特定群体进行自主创业,而新农村建设项目等,则是资助基础建设,为当地农民创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配套设施。

作为一个新型慈善资源配置模式,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公益融资的范围和途径,而且出于对综合价值回报的追求,投资人会更多的关注和参与项目运作,从而提高公益组织的效率。目前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只占该类基金会总数的10.9%,说明社会影响力投资目前在中国仍然是处于尝试阶段。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能否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的双赢目前仍然存在争议,需待进一步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检验。

 

(三) 慈善业务运作新模式

公益组织进行筹资和资助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慈善业务运作,实现自身的使命。随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公益行业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公益组织的运行模式要与时俱进,要提高运行效率,增强自身造血机能,唯此,公益慈善事业才能快速和可持续地发展。社会企业、公私伙伴合作等运作方式就是近年来涌现的慈善业务运作新模式。

 1、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指的是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也指公益组织运用商业模式运作的一种新形式。社会企业起源于英国等欧美国家,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市场机制的重视、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推动等相关。近年来,社会企业在发达国家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年,英国共有六万余家社会企业,创造了240亿英镑的经济价值,并且提供了将近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社会企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超过三分之一的社会企业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在中国,社会企业概念真正进入公共视野在2006年左右。

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英国贸易与工业部认为:社会企业是把社会目标放在首位的企业,其盈余主要是用来再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以及社区,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把社会企业定义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目前关于社会企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可以归纳出大家基本公认的社会企业的四个特征:(1)以实现社会使命为目标,追求社会公益目的;(2)运作采取企业运营模式;(3)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收入;(4)其利润主要是用来再投资于组织本身或其他社会公益事业。20159月,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等五家机构联合制定的《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在第四届中国慈展会期间发布,该《办法》将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利润分配、组织管理、注册信息等作为社会企业核心认证要素,把“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商品销售、贸易或服务项目收入”和“章程规定机构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润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35%”作为社会企业的认证条件。 

社会企业是商业和公益相互融合的产物。它的组织形态主要来自于公益组织的转型和商业企业的转型。就公益组织而言,它向社会组织的转型是为了克服传统慈善模式存在的缺陷。在传统的慈善运作模式中,公益组织运行效率不高,资金主要是来自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资助。由于高度依赖一种资源,使得公益组织容易受制于资助方,出现“使命飘移”,甚至难以维持组织可持续运行。为此,公益组织开始主动寻求可以获得更多资源的运作形式,实施收入来源多元化战略。社会企业具有自我造血的运行机制,可以实现组织的独立自主发展,因而成为一些公益组织运作机制转型的模式。公益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也是资助方所乐见的。作为资助方,它向公益组织或公益慈善项目的投入,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如果资助方的投入不仅能够实现近期的目标而且能够产生长期的社会效益,资助方必然会进行支持和鼓励。

社会企业的优势在于它所兼具的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可以使其对社会资本和商业资本进行双重吸纳和接收利用,为社会企业带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一方面,社会企业可以像商业企业一样,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挖掘社会领域尚未被满足的利益需求,建立起可以为不同利益相关方创造多重价值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可以获得大量的社会支持,如志愿服务、政府扶持、消费者支持等。

近年来,社会企业在中国进行了探索实践和初步发展。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的公益组织率先引入社会企业的理念和模式,涌现了北京富平学校、乐朗乐读、深圳残友集团、善淘网、天津鹤童养老院等典型社会企业。如中国第一家网上慈善商店善淘网由留学英国的周贤于20113月创立。善淘网的定位是打造助残就业和残健共融的平台,运行模式是将“电子商务”和“慈善商店”相结合,进行企业式运作。善淘网鼓励企业和个人将闲置物品捐赠出来,然后安排残疾人士对捐赠物品进行分类整理、清洗熨烫、创意加工,拍摄照片,经过整理加工的捐赠物品在网上义卖,销售所得扣除必要运营费用后用来支付善淘网聘用的残疾人士的工资,使他们有一份有尊严、可持续的工作岗位,并资助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项目和其他公益项目。2014年,善淘网共接受捐赠物品75674件,加工物品30687件,销售物品24734件,经营收入1597230.77元。同年总支出为1461163.93元,其中公益支出1171672.82元(支付残疾人士工资补贴等1149289.7元,公益倡导费用22383.12元),占总支出的80.1%。全年为十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全职工作岗位,为几十名残疾人提供了兼职工作岗位。善淘网的经营收入和盈余虽然不大,但它帮助残疾人就业、搭建慈善参与平台、倡导物资循环利用以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运作理念和经营范式反映了社会企业的鲜明特征。特别在当前我国绝大部分慈善超市都要依靠政府补贴、多地慈善超市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善淘网的成功提供了服务型公益组织转型发展的重要启示。

 

据课题组对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不完全统计,有4家基金会的6家关联机构是按照社会企业方式运作的组织,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北京歌路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童缘好事公益店”和“众爱义卖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的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所

中国的社会企业,目前还处在数量少、规模小的试点发展阶段。根据有关专业人士估计,全行业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不会超过500家,而且多数规模较小,收入在100150万之间,收入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市场销售收入、企业和个人捐赠、基金会资助等。

2、公私伙伴合作( PPP

当今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越来越需要依靠不同部门的行动者共同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以最优的方案来推动解决。公私伙伴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便是一种新型运作模式,它既整合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资源,又发挥了合作各方的优势,如政府部门的政策、协调优势和非政府部门的专业效率与技术优势。

关于PPP模式的定义,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8)认为,PPP 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而是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美国PPP全国委员会认为:PPP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同约定,通过这项协议,双方共享技术和资源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双方也共享风险和潜在的收益。 结合有关组织和学界对PPP含义的阐释,PPP模式包含以下主要特征:(1)公共部门与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之间开展伙伴式合作;(2)合作的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3)共享资源和收益;(4)共同分担风险。PPP模式的特征显示,PPP是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互补型的合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新融资模式,还是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PPP模式与政府购买服务不同,在政府购买服务中,购买方和服务方之间不是必然存在伙伴关系。而在PPP模式中,政府部门和合作方必须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承担管理责任,以实现项目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PPP项目主要在交通、能源、通信、水务和污水处理等领域实施,实施方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企业。近年来,PPP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有关政策不断完善,公益组织也开始主动与政府、企业合作,运用PPP模式发起和实施公益慈善项目。

据课题组调研发现,开始于2010年的上海市老年人住房适老性改造项目是公益组织实施PPP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城市。从2006年起,上海开始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即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由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这一养老服务格局显示,只有少数老人能入住养老机构养老,绝大部分老年人将采取家庭自我照顾或社区居家照料方式养老。家庭照顾和社区照顾的养老方式要能有效实施需有一个重要基础条件,即住房条件。然而,大多数上海老年人居住的小区已有二、三十年历史,缺乏相关楼内及室内的无障碍设施,尤其是室内不合理设计和设施老化给安全带来隐患。要对住房进行适老性改造需要资金和技术,不少老年人因收入低缺乏住房改造资金,装修公司则缺乏适老性改造经验。如何为老年人尤其是经济困难的老年人营造适宜的住房问题成为上海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华仁人家园——一家在香港登记的公益组织来到上海,与上海市民政局共同策划了上海老年人住房“适老性”改造项目。在中华仁人家园的提议下,该项目组建了上海市民政局、中华仁人家园和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三方合作的管理框架。中华仁人家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资金和技术,组织施工单位和志愿者活动;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协调项目实施区县和街道的有关部门和组织,筛选和核定受助家庭,支持中华仁人家园开展工作。项目于20109月签约启动。至2011年底,项目投入资金100万多元人民币,完成住房改造50户。项目通过对住房的无障碍改造、安全性改造和修缮性改造,改善了独居困难老年人家庭的居住状况,降低了老年人跌倒、失火、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方便了老年人居家养老。项目还探索出了适合上海特点的老年人住房“适老性”改造标准,创造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公益项目运作模式。项目实施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11年底,上海市政府在对试点项目进行评估后决定,将老年人住房适老性改造列入市政府项目,由市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出资支持,公益组织实施,从2012年开始,每年为1000个左右的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家适老性改造”。

   据课题组对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公益项目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3家基金会开展了17个较典型的PPP项目,这些项目或由基金会出资,政府有关机构实施,或由基金会出资和实施,政府有关部门协助、配合。

表7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与政府部门合作实施的PPP项目

机构名称

项目内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山村幼儿园计划项目,与多地教育局合作

中国绿化基金会

绿化长江重庆行动和绿化大连专项行动,基金会出资,重庆、大连林业局负责造林

保护高黎贡山行动,与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理局、地方民政局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爱熊猫项目,与四川卧龙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中国石油碳汇造林项目,地方林业局、林业厅合作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涉诉未成年人专项基金,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设立,用于救助诉讼案件中的特困未成年人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健康中国流动医院项目,基金会出资,青海省卫生厅承办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

在藏区建立育幼院,当地民政部门支持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疾病筛查、产前诊断干预、医疗救助,基金会出资,政府部门支持,医院实施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灾区儿童救助,政府参与项目实施

中国扶贫基金会

社区发展项目,当地政府配捐,从资金、政策等多方面支持;

“彩虹乡村·雪山村”灾后建设型扶贫项目,政府和企业参与项目实施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多个灾区/乡村综合改造,当地政府多部门参与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雅安援建项目,政府参与支持

中国医学基金会

“超声医学教育公益项目”,各级卫计委协办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为被拐孩子提供综合救助项目;公安、民政部门配合;

玉树灾区儿童村建设项目,建后由政府管理;

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保险公司、地方政府参与实施

三、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产生的原因和取得的成效

)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产生的原因

不少专家认为2008年是我国公益事业的元年。这一年由汶川地震激发的公众慈善热情和公民意识开启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向民间力量主导的“新公益”转型。其实这种向“新公益”的转型,进入新世纪以后就以渐进方式开始了,因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为公益慈善事业向民间力量主导转型积蓄了充分的能量。 

向民间力量主导转型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再仅仅是企业、富人的专利,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事业。它强调普通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社会价值。随着广大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自愿参与,慈善资源的来源出现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慈善筹资的模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网络募捐、公益众筹、社交圈筹款等面向普通公众的筹资新形式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公众自愿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社会价值。为此,公众必然要求公益慈善事业的运作机构要对捐赠人和利益相关者负责,要有效率地使用慈善资源,取得慈善资源价值的最大化。由于传统的公益慈善运作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收效甚微,采用高效率、有活力、可持续的运作方法,成为社会对公益慈善组织提出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慈善资助和慈善业务运作上出现了向现代企业管理学习借鉴的潮流,公益招投标、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私伙伴合作(PPP)等企业投融资和经营的模式被引入公益慈善领域,创新了慈善资助和慈善业务运作的形态。

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的出现也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有密切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我国传统行业出现革命性的改变。从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到生产运营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运作模式都被互联网所改变。2013年,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已占GDP4.4%,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截止2014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互联网的本质特征是跨界融合,连接一切,将资源、要素、市场、信息、客户等整合成一体。这种特征既符合工商业发展需求也符合公益慈善事业开发社会资源、提升运作效能、服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网络募捐、公益众筹、社交圈筹款等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就应运而生、蓬勃兴起了。

总之,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转型和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的主要成效

1、促进了“人人可公益,人人做公益”社会氛围的形成

在传统慈善时代慈善捐助被认为是“富人的专属领域”,其原因除了观念问题,还有慈善捐助渠道少,门槛高等问题。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网络募捐、公益众筹、社交圈筹款等募捐新模式的出现实现了慈善捐助便捷化多元化和小额化。这种筹资新模式对公益行业的影响表现为:一是提升了参与公益的便捷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所蕴含的开放性与便捷性,使得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参与慈善捐助,提高了公众参与性;二是筹资新模式让可供资助的公益项目更加多元,筹资平台上不仅有扶贫、医疗、教育等传统公益项目,还有环保、文化、艺术、农业等项目,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捐助选择权,可吸引更多不同群体的人参与到慈善捐助中;三是小额捐款的设置,降低了公益捐助的门槛,使得人们有能力和经常性参与捐助。由于慈善筹资新模式为人人可公益创造了条件,使得公益慈善能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促进了“人人做公益”社会氛围的形成。相关研究报告显示,95%的网络捐助为30元以内的小额捐赠,将近25%的用户有连续捐赠的习惯。在2015年9月首个“99公益日”中,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专项基金有超过10万人次捐款,人均捐款32.2元,共筹善款322多万元。

2、推动了公益理念的传播和公益文化的培育

怎样通过媒体的有效传播以达到公益效用的最大化一直是公益组织长期探索的问题。互联网+慈善筹资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极大地推动了公益理念的传播。从“免费午餐”的微博筹资到“冰桶挑战”筹款活动再到“99公益日”活动,一系列运用筹资新模式的公益活动的成功,展现出筹资新模式在公益传播方面的强大力量。与传统的平面、电子媒体相比,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微”和实时信息传播,使得公益理念能够轻松、及时地传递给公民个体,并与公民个体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公民公益意识的培养和社会公益文化的培育。据“免费午餐”项目品牌与合作中心总监王真真介绍,“免费午餐”能在这次“99公益日”互联网筹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与“免费午餐”的品牌和宣传分不开。9月1日学校开学时,“免费午餐”就开始在项目的新浪官方微博上做推广宣传,推送温馨感人的贫困地区孩子们吃饭时的视频。王真真认为“公益不一定是眼泪公益、悲情公益。看了我们推广的这些宣传文案,网友们会觉得,做公益是件很快乐的事”。以往,募捐者与捐款者常常“一拍两散”,捐了钱,就走人,从此两不相干。筹资新模式则带来了“粉丝经济”,参与者呈现社群化特点。如公益众筹项目,项目发起者与投资人具有天然的粘性,项目页面随时向所有人开放进度,投资人可以对自己投资的项目提意见,页面上不过瘾,还可以去公益众筹群里讨论。公益素养和公益技能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

3、提升了慈善筹资的成效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 2014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据统计,通过新浪微公益募集善款4,797万元,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筹款10,043万元,通过阿里系公益平台(淘宝平台、支付宝平台)共募集2.8亿元。其中,通过微博和微信等移动客户端捐赠人数占总人数的68%,捐赠金额占61%,手机捐赠已超过传统的电脑捐赠成为主流。此外,2014年我国开启了公益众筹元年,通过网络众筹成功的公益项目总计299个,全年筹资超过1272万元。

慈善筹资新模式的出现,使得各个基金会除了向传统大客户筹款外,越来越重视网络公众募款。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是2015年“99公益日”互联网募捐活动的第一“募款大户”。据其官网介绍,截止2015年7月22日,中华儿慈会募集善款突破5个亿,个人捐赠2.75亿余元,占总捐款额的55%,其中,2015年上半年,基金会募集善款近7330万元,个人捐赠5867万余元,占上半年总捐款额的80%。这一募捐成绩的取得,与中华儿慈会积极学习新技术,开拓新渠道分不开。2015年上半年,中华儿慈会社会化媒体筹资占总筹资额的56%。

近年来,我国整体慈善捐助情况稳步增长。2013年我国境内接收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达到989亿元,2014年达1042.26亿元。2014年捐赠总量在没有发生大灾的情况下首次突破千亿,开创了我国常态化捐赠的新纪录。虽然2014年我国GDP增速下降,但是慈善捐赠量不降反增。在谈及捐赠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时,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捐赠服务部高级主管马天昊认为,这是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扩大影响力的结果。“一方面跨行业跨领域联合多元力量提升公益慈善领域的资源存量,另一方面,公益组织不断加强专业化水平,进行专业的筹款培训、交流等,通过良好的互动、活动、体验等改进筹款方式,并提升透明度,加强公信力建设,如今已形成多个筹款品牌,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4、支持了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和多元化公益产品的提供

无论是慈善筹资新模式还是慈善资助新模式,都对打破公益慈善行业的垄断、支持和培育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公益产品和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慈善筹资新模式来看,以前只有公募基金会享有面向公众筹资的公募权,广大草根公益组织缺乏筹资渠道,发展困难。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筹资新模式,特别是利用微博微信募捐,从技术和运营上打破了募捐活动的门槛限制,任何公益组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发起募捐实现了慈善资源配置的优化。这种优化体现在:一是传统的基金会开始与手上掌握众多公益项目的草根公益组织合作,联合起来在网络平台上募捐。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缪力所说的:“过去,公募基金会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等着社会资源、捐款来找我们,这次互联网公益日完全改变了传统观念。” 2015年“99公益日”的3天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与许多草根公益组织共享公募权,在线上推出70个筹款公益项目,募集善款3278万多元,其中免费午餐、暖流计划等6个公益项目募得善款超过百万元;二是更多的公益项目被开发出来并拿到公众筹资平台上接受捐助人和公众的评判。筹资平台作为一个天然的项目路演平台,可以使具有创意多元化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公益项目脱颖而出,丰富了公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三是在新筹资模式中捐助人通过对公益项目的捐助也间接支持了发起项目的公益组织,使得公益组织不仅获得了项目资金,也增加了社会影响力,获得了今后的捐助伙伴。

从慈善资助新模式看,公益招投标开创了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的横向合作,使得草根公益组织获得了项目和发展资金;公益创投不仅关注公益项目的成效,还注重增强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影响力投资则是为了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的综合回报,扩大公益项目融资范围和途径。这些新模式都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和多元化公益产品的提供做出了贡献,并推动了基金会向资助型组织转型,促进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合理分工和产业链的形成。

5、推动了公益组织提升能力和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公益慈善组织曾经被人们认为管理粗放、效率低下。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公益组织是从政府部门脱胎而来,运作管理沿用了行政管理的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公益组织没有企业那样一套运营管理模式,没有企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一种财务硬约束。在互联网技术和企业化运作推动下出现的运作新模式,推动了公益组织提升能力和增强造血机能。

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慈善筹资新模式对项目质量和信息披露有比较高的要求,要求筹资方对公益项目的细节,包括项目的意义、目标、预算、管理等情况一一进行说明,这就促使公益行业努力提升项目开发能力和信息公开能力。同时,新筹资模式对筹资项目的创新性要求较高,迫使公益组织在发现社会需求和设计公益产品方面增强能力。同时,互联网筹资平台特别是综合类众筹平台都有商业背景,对项目的筛选和指导可以帮助公益组织得到商业视角的建议。

以企业化运作为特点的慈善运作新模式则是为了提高公益组织的运作效率,增强组织的造血机能。如社会企业在运作上要像企业一样运用绩效管理的原则,努力用尽量少的劳动和物资消耗,提供更多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它也要像企业一样建立盈利模式,通过解决如何创造价值、为谁创造价值问题去满足尚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获得更多的经营收入。因此,社会企业在履行自己社会使命的同时,也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如1995年成立的由民间投资和运作的天津鹤童养老院是一家按照社会企业模式管理的为老服务公益组织。经过多年的努力,该机构目前年收入已突破3000万元,成为拥有7家养老院、1家老年病医院、7家老人护理职业培训学校等机构的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产业联合体。天津鹤童养老院的成功与企业化运作密切相关。该养老院通过细致的市场调研,准确将服务对象锁定为失能和失智老人,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价格承受能力,确定了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基本原则。在机构管理上,引进了德国老人院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套标准化、流程化、个案化的先进管理制度,保证了服务提供过程的低成本和高质量。企业化运作的善淘网在我国大部分慈善超市因运行成本高、经营能力低等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情况下,风景独好,越办越红火。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善淘网不仅履行了助残就业的使命,还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善淘网的经营之道主要包括:一是运用企业营销手段,进行市场细分,把目标客户锁定为公务员和白领;二是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前提下制定有竞争力的商品价格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如7天无理由退货);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对捐赠衣物进行改制销售;四是努力减低经营成本,不设实体店,物品销售通过网上商店进行,仓储设施进行科学管理;五是加强内部管理,明确每位员工岗位职责。

公益组织能力提升和造血机能增强,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据课题组对16个省市民政厅(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调查,多数被访者认为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成效。 

表8  16个省市民政厅(局)相关工作人员对公益组织运作新模式成效的看法

对公益慈善运行新模式成效的看法

赞成人数

百分比

促进人人参与公益慈善

14

88%

增加公益组织的资金和物资资源

14

88%

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12

75%

提升公益慈善活动的透明度

11

69%

增加慈善资金的使用效能

10

63%

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

10

63%

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运行效率

9

56%

四、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募捐主体多元化,容易出现募捐行为失范风险

在我国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中,只有红十字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被授权可以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募捐活动。在江苏、湖南、广州、上海等省市的地方性法规中规定了红十字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以外的其他组织要开展募捐活动应经过许可或认定。因此,传统的公募活动都是由具有公募资质的公益组织开展的。网络募捐、公益众筹和社交圈筹款等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筹款模式从技术和运作上打破了对传统公募权的限制,众多无公募资质的公益组织甚至个人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起项目筹款。募捐主体多元化的出现,难免会有鱼龙混杂的情况,使得募捐活动中出现骗捐诈捐行为的风险上升。如“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利用公益助学为幌子进行募捐,背后却干着性侵多名山区女童的罪恶勾当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2.4%的受访者担忧在网络募捐中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在课题组对16个省市民政厅(局)工作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56%的受访者认为募捐主体多元化,容易出现诈捐骗捐风险。

在网络募捐活动中,虽然腾讯公益基金会等规定组织或个人在网络募捐平台申请发起公益募捐活动,必须由公募慈善组织认领该项目后,项目方可上线,但各个公募基金会对接收的非自身执行的公益项目的监管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公益项目量大,审核时间短,有的审核工作就会流于形式。此外,有的公益项目同时被几家公募基金会认领,缺乏整体把控。

(二)管理措施不到位,公益项目有效实施难以保证

慈善筹资新模式的兴起,产生了大量受到公众捐助的公益项目。然而,如果相关基金会的管理措施未跟上的话,会使公益项目的有效实施难以保证。据2015年9月6日《新京报》报道,由于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救助脑瘫儿童的“星光专项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管理费及行政、人员支出超募集现款一半“星光专项基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开展了19项宣传倡导活动耗资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另据该报报道2013年前后,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这一情况折射出我国慈善专项基金存在管理不善、监督不力、追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专项基金尚且如此,对挂靠在公募基金会下面的、在各个门户网站上募款的几千个公益项目的监管工作难度就更大。

此外,在公益众筹活动中,由于公益众筹发起门槛较低,对发起人的资格认定较宽松,同时,众筹平台的角色是项目的发布平台、资金的发放平台,不会承担项目的执行和监督责任,因此,公益项目可能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

(三)运作形式企业化,容易混淆公益事业和商业的界限

企业化运作的模式可以给慈善筹资和运作带来效率,但也会产生背离公益精神的风险。在2015年的“99公益日”活动中,腾讯公益基金会采取了“捐一配一”配捐的形式,这种类似于“双十一商业促销”的筹款活动引起了是否背离公益精神的争议。有人认为当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有钱配捐的时候,大家会淡忘了公益理念和社会价值,眼中就只有钱了。一些公益组织的项目未说清楚运作思路,未说明项目对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起到那些作用,只是不停地刷脸、刷屏、刷群,好像筹款的目标不是为了帮助目标群体,而是为了拿到配捐。北京感恩基金会的才让多吉则在文章中写到,“推动‘99公益日’,腾讯的思考是‘利用平台和生态圈的力量将公益的影响力辐射开来’,但不恰当的评价指标和‘排行榜’,最终打开的是公益圈的‘潘朵拉魔盒’,让原本‘信用’急需充值的公益生态系统被钱的力量和逻辑主导,而且站在了强者的那一边。有专家认为,走企业化运作的道路会给公益慈善组织带来被商业异化的三个危险:一是公益组织可能将短期结果至于长期目标之上,牺牲其社会使命;二是可能放弃公益价值观。公益慈善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观点表达和追求自己公益价值观。如果这种追求的前提是通过市场机制的检验,一些有价值的努力可能被放弃;三是如果公益慈善组织变得像商业公司一样,可能会导致这个部门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失去合法性,最终失去公益慈善组织所具有的特殊德威和优惠待遇。如得到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数额减少,造成整体收入的得不偿失。本课题组对16个省市民政厅(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认为新模式容易带来混淆慈善事业和商业界限的风险。

(四)相关法规不健全,政府部门监管难度大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发展起来的,法制化的基础本来就薄弱。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公益慈善带来了跨越式发展,法律法规就更加显得不配套。在慈善募捐方面,虽然有些省市颁布了相关《条例》,但国家层面只有规范公益捐赠的法律而没有规范公益募捐的法律。在公益众筹、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私伙伴合作(PPP)等新的慈善融资和慈善运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更是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公益组织管理部门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监管难度明显加大。一方面,新的事物没有新的法律法规去规范,如社会企业,究竟是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公益事业法律法规去规范,还是用《公司法》等企业管理法律法规来规范?另一方面,老的法律法规在新的情况面前失去作用。“百色助学网”事件反映出的正是法律缺失、监管缺位的困境。在课题组对16个省市民政厅(局)工作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88%的受访者认为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使政府部门监管难度加大。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对促进新形势下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对策和建议

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的出现是对传统慈善存在的资源垄断、运作低效、管理不善等弊端的改革,反映了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运作效率提高、公益产出增大的客观要求。然而,这些新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现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突破,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带来挑战。同时,这些新模式本身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需要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协同合作来加以完善。因此,对于公益慈善组织管理机构等政府部门来说,应坚持支持和监管并重的方针,一方面支持公益组织在运用新模式方面大胆探索;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监管。同时,政府部门应提升自身的能力,推动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充分发挥作用。

(一)支持公益组织运用新模式运作

从前面分析的公益组织运作新模式取得的成效来看,新模式有利于慈善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公益组织向着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据对16个省市民政厅(局)有关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大多数受访者赞成公益组织在慈善筹资、资助和运作中运用新模式,81%的受访者认为公益组织运行新模式在今后会成为常态化的运行模式。

                          表9  16个省市民政厅(局)相关工作人员对公益慈善组织运作新模式的看法

对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新模式的看法

很赞成和赞成人数

百分比

网络募捐

14

88%

公益众筹

15

94%

户外活动筹款

15

94%

公益招投标

15

94%

公益创投

15

94%

社会影响力投资

8

50%

企业式运作/社会企业

13

81%

跨界合作(PPP)

14

88%

因此,民政等政府部门应该鼓励支持公益组织运用慈善运作新模式。在慈善筹资方面,从课题组对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调查来看,有82家基金会建立了机构官网,但开通网银、支付宝等在线捐赠通道只有32家,在新浪等公益平台发起公益项目的只有13家,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公益众筹项目的只有10家。这一情况说明,尽管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已经开始运用互联网+的新模式来倡导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募集慈善资源,但即使是全国性基金会,运用筹资新模式的还是少数,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鼓励更多公益组织尝试运用新的筹资模式。在运用慈善资助新模式方面,91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有20家分别采用了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新型的资助方式,开始引领营造上下游分工合作的公益产业链。公益慈善组织管理机关应该鼓励更多的公募基金会采用新资助形式,逐渐向资助型组织转型。从慈善业务运作来看,上述91家基金会中有13家基金会开展了与政府部门合作的PPP项目,有4家基金会下属的6家机构用社会企业方式运作。在中央关于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精神指导下,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支持公益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开展的PPP项目,鼓励公益组织尝试运用社会企业模式运作,提升经营能力。

(二)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一是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募捐条例》。慈善募捐是慈善法制调整的重点,也是目前问题较多的领域。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还没有一部对慈善募捐进行规范的法律。1999 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在调整范围上只调整了捐赠活动,界定了受赠人的范围及其职责,但没有包含对募捐活动的规范。《红十字会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红十字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可以开展面向公众的募捐活动,但这两个法律法规没有也无法对社会募捐活动进行规制。为了弥补国家层面募捐法律法规的缺失,一些省市如江苏、湖南、广州等近年来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律,规定了红十字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以外的其他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应经过许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不统一带来了如下问题:一方面,国家层面没有一部对慈善募捐进行规范的法律,任何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开展网上募捐活动,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一些省市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律,但对于设置募捐许可制度合理性问题学术界有异议:一是许可制赋予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影响民间慈善积极性,二是违法行为多数发生在募捐开展之后,许可制对预防诈骗的作用非常有限。同时,网络募捐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许可制并不能有效监管募捐活动。因此,在互联网+慈善筹资模式客观上减低了募捐门槛的情况下,有必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募捐条例》,选用更合理的制度(如备案制)规范募捐活动。

二是要建立健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在公益众筹、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PPP模式方面也面临法律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情况。如公益众筹,由于没有众筹法,在众筹平台市场准入、众筹发起人的资质与责任、众筹规则和流程方面均没有明确规定,容易出现出资人被欺诈的风险。而小额信贷则存在法律上的身份困境,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和农信公司既不是银行也不是小贷公司,靠了国务院扶贫办及国家相关部门的批文才成立起来,无法进一步发挥优势。此外,社会投资人的法人财产权问题也需要有关法律明确,如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全国22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近80%集中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依据现行法规,不仅这些机构的出资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不能分红,连机构的财产权也不被承认,不能以财产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不准设立分支机构,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极大遏制了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为了规范和促进公益慈善新模式的发展,保护捐赠者、投资者的利益,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配套政策,立法机构应加快立法工作。

(三)完善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监管机制

慈善运作新模式给目前的监督管理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公益组织监督管理机关需要用创新的思路和措施从加强政府监管、行业监管、专业评估和社会监督等四方面完善监管机制。

1、加强政府监管。要转变监管观念,从重视审批转到重视过程监管、动态监管和流程监管上。民政部门作为慈善事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细化与公益组织业务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之间的监督职责,加强合作协调互动,真正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联动监管机制。对于社会影响面大、公众关注的网络募捐活动,民政部门应会同网络管理部门,制定网络平台募捐规范,并建立起网络募捐信息监测制度,及时发现活动异常情况,防患于未然。

2、加强行业监管。建立健全公益慈善领域联合性、行业性组织,发挥行业联合会、枢纽型公益组织、募捐平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作用。鼓励行业联合会等组织研究制定慈善筹资、资助和运作相关标准、程序、规则和方法,推动公益组织加强自律,依法合规开展活动。要贯彻谁募捐、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具有公募资格的公益组织、募捐平台在开展联合募捐中制定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募捐管理制度。募捐前,要建立严格的筹资项目评审制度;募捐后,认领项目的公募组织要与执行项目的公益组织签署协议书,约定项目实施进度、资金使用、项目目标、信息公开及项目审计、评估等条款,募捐平台要及时发布资金使用进度、项目执行情况,主动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公益慈善领域联合性、行业性组织还应探索建立慈善信用记录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将慈善信用记录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

3、加强专业评估。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评估慈善筹资、资助和运作的效果。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慈善筹资和以企业化运作为特征的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都是近年来涌现的新生事物,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对公益慈善运作新形式的成效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是促进和规范这些新形式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美国的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典范。慈善导航对美国的最主要的5000余家慈善组织进行日常运营和长期宗旨两方面的评估,据此对每一家组织进行一星到四星的打分。它的所有经费来自个人和未被评估的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政府要积极发现和培育具有专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并使用政府财政支持项目评估(如方法设计、数据收集、调查访谈等)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

4、加强社会监督。积极推动在各大中城市建立统一的公益慈善信息平台,公开依法登记的公益组织的基本信息、募捐活动信息、募集款物信息、募集款物使用信息、项目实施信息、资产保值增值信息、年度工作报告、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等情况,方便公众监督。公益慈善行业组织、民政部门应设立统一举报电话,并在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平台设立投诉举报通道,方便单位或个人对慈善活动中的不良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支持新闻媒体对慈善组织、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违法违规及不良现象和行为予以曝光。

)增强政府行政能力,使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充分发挥作用

与传统慈善运作模式不同,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私伙伴合作(PPP)等运作模式的创新点是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公众、出资者及政府部门三方利益共赢,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项目实施中提供政策支持、综合协调和配套措施,既要成为指导者、监督者又要成为合作者。为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能力。如目前我国的养老设施、社区服务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看都落后于现实需求,而公益组织和社会资本有意愿通过社会影响力投资或PPP参与上述领域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对此,政府部门要做好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相关项目的整体规划,在财政补贴、土地提供、税费优惠、信贷支持等方面做出政策安排,并在价格制定、服务质量方面进行指导监督。在PPP项目中,政府部门还要作为合作伙伴参与项目全过程运作,共同分担责任和风险。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首次系统、全面地规定了推广PPP的目标、制度体系、政策保障等。民政等相关政府部门应做好相关能力储备,积极推动PPP等新模式在养老、社区服务等公益慈善领域的运用。

(五)研究制定“公益性标准”,划清公益事业与商业的界限

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公益组织企业化运作已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通过服务等经营性活动收费已经成为公益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和企业,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论上,公益组织的工作应该仅仅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但在现实中,能否获得收入成为一些公益组织最看重的,从而出现“使命飘移”。为了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性,我们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要研究制定公益组织的“公益性标准”,划清公益事业与商业的界限。

2011年12月17日,国内24家基金会共同制定了《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其中准则二提出,“公益组织与商业组织合作,不得违反和削弱公益组织的宗旨和使命。公益组织的商业活动的规模应以公益事业的合理发展为目的,以充实公益事业的支出为必要限度。”这一准则的出发点很好,但它没有解决“公益性标准”问题,即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是违反和削弱公益组织的宗旨和使命的。关于“公益性标准”问题,英国《2006年慈善法》中关于“公众利益”的概念值得我们借鉴。该法第一部分第2条规定,慈善事业是从事一项或多项具有慈善目的的事业(charitable purposes并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for public benefit的。英国慈善委员会在解读“公众利益”概念时指出:“公众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益性,二是公众性。有益性是指:(1)慈善事业必须给公众带来可证实的益处;(2)这种益处可以量化或测量;公众性是指:(1)慈善活动的受益人必须是整个公众或者是足够数量的公众(如一个社区、地区的居民;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受保护的群体;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群等);(2)慈善活动带来的任何惠及私人的利益必须是附带的,即这种私人利益是从事慈善活动后必然带来的副产品;(3)低收入群体不能全部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根据这一“公众利益”概念,养老院、学校、私立医院等机构如果不是为整个公众或者是足够数量的公众服务,如果收取的费用过高,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而被排除在收益人之外,这个组织就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就不具有“公益性”。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研究和制定适用性和操作性强的“公益性标准”,对公益组织的行为进行衡量,划清公益事业和商业的界限,将公益性主导的组织与商业性主导的组织区分开来。并据此制定政策和措施,对公益性主导的组织予以税收优惠、财政扶持和其他政策支持。

在运用社会影响力投资、PPP模式开展的公共服务类项目时,同样需要政府部门用“公益性标准”来对项目进行衡量,既保持项目的一定回报率,又保持项目的“公益性”,调节资本的盈利空间。

总结经验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我们在开展课题调研过程中发现一批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儿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在创新公益慈善运行模式中充当了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角色

                                      表10运用新模式方面走在前列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序号

基金会名称

慈善筹资新模式

慈善资助新模式

业务运作新模式

网络
募捐

公益
众筹

社交圈
筹款

公益招投标

公益
创投

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
企业

公私伙伴合作PPP

1

中国扶贫基金会

2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3

中国绿化基金会

 

 

4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5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6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7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8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9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10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基金会网站上未能找到开展公益招投标的信息)

上述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思想解放,胸襟开阔,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体制转型和创新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民政部门应该总结这些先进组织的经验,通过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让更多的公益组织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使公益慈善运作新模式更广泛的运用,更健康的发展。

(课题组成员简介:谢家琛,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树海,新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主任;俞志元,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博士;杨奇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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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金会中心网、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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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28] 朱文明:《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模式及其启示》,《中国农村金融》201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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